財經拆局

七月四日開始，市民就可以網上登記申請電子消費券，最快八月就可以取得首批消費券。 當坊間不少「懶人包」教大家如何攞盡著數，我反而想掃下興，看看這個行政費高昂的消費券計劃，其實有甚麼效益？ 先看看行政費，去年及2018年財政預算案，曾分別推出全民派現金1萬元，以及向合資格人士派4,000元的「關愛共享計劃」。兩次派錢行政費分別為3.6億元及3.1億元。 相反今年派發5,000元消費券的行政費，金額卻高達6.1億元，以總金額計或是近年最高。 再倒數至2011年，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派錢6,000元，當時總行政費約2.06億元，人均行政費用約為33.7元。今次電子消費券計劃的人均行政費卻高達84.7元。比10年前的直接派錢計劃，貴上1.5倍。 「派錢」行政費比較： 2011年 : 2.06億 2018年 : 3.1億 2019年：3.6億 2021年：6.1億 花費逾六億元行政費，佔整個派錢計劃360億近1.7%，選擇推出消費券，表面解釋是要推廣電子消費，以提升電子支付工具的覆蓋率。 不過以大家都相當熟悉的八達通，滲透率其實相當之高，現時全港有95%以上年齡介乎15至64歲的港人都擁有八達通。即使排第二位的支付寶，由於大家都要淘寶，使用率亦近七成，至於WeChat Pay及Tap & Go，使用率僅8-9%。 外界不少評論有意無意將內地的電子消費模式，與香港作出比較，往往指內地早已做到貨幣無紙化，連向乞丐畀錢都用QR Code，香港就遠不如內地。 不過了解內地貨幣發展，其實都知道電子錢包之所以發展咁快，好大程度是內地一方面假鈔太多，令人對使用實體鈔票有好大戒心，加上申請信用卡有困難，一般市民都無法擁有，變相令電子錢包可以快速流行。 其實本港信用卡使用及擁有率均是區內之冠，銀行都爭相以優惠搶佔市場，加上八達通流行，貨幣無紙化一早盛行，只是形式上與內地的電子錢包不同，實在犯不著用公帑為電子錢包發行商做推廣。 中大最近的調查亦發現，在四個可領取消費券的電子錢包中，有64%人士首選仍是八達通，期後是Tap & Go (9.1%)，WeChat Pay只佔2%左右，可見使左咁多行政費，其實對推廣電子消費作用不大。 既然效益不大，我本著陰謀論，覺得財爺肯使咁多錢派電子消費券，實際上是為未來開徵稅基更廣的消費稅（叫商品及服務稅也可）鋪路。 還記得唐英年在2006年就開微消...

兩日前，當蘋果日報被搜查、新聞界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時，政府悄悄將《公司條例》下查冊安排的附屬法例刊憲。 新法例訂明公司註冊處的「公司登記冊」會以董事的通訊地址，代替通常住址。以及以董事的部分身分識別號碼，代替完整號碼（即是你我都有的身分證號碼）。首階段在今年八月二十三日生效。 從事財經新聞近三十年，公司董事查冊一直是新聞界最常用的一個查證方式。最常見是政府地皮拍賣/投標，如果由一間空殼公司中標，記者就會翻查董事名單，了解是否與一些大地產商或上市公司有關。 其他一些調查報道，例如要證實政府某外判，是否由關連人士操控投標。以至上市公司有否隱瞞大股東身分，查冊是不可或缺。 而論近年財經界最重要的事件，我認為是2017年David Webb發表的《謎網：50隻不能碰的港股》。 事件正是透過大量搜證及查冊，將關連人士及公司連結起來。結果除了引爆一場細價股股災外，更有多家「謎網股」被執法機構「盯上」，遭證監勒令停牌。 事件更直接觸發證監會一改過去的被動角色，重新界定「前置式監管」，幾乎完全繞過聯交所，直接介入監管上市公司。個人認為這才是近十年來最重要的財經事件。 由此可見，限制公司董事查冊，不單影響新聞媒體的調查報道，其實是根本性動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。 按政府解釋，修例是因應涉及「起底」，及濫用個人資料的個案數目增加。但正如記協在聲明中已指出，私隱專員公署於去年接獲1,036宗有關「起底」的投訴，並無資料提及有多少涉及公司註冊處查冊，也沒有證據顯示該些「起底」行為與新聞工作有關。 公司董事之所以要犧牲個人私隱，被要求披露身分證號碼及通訊住址，原因是董事的個人權責，可以豁免在公司的破產時，個人不需要承擔責任。因此在權衡個人私隱及責任時，就需要更好保護公眾知情權。 而且近年的反洗黑錢及貪污的條例當中，董事的角色愈來愈重要。雖然今次政府有聽取意見，修訂了「知情人士」包括銀行以及負責盡職審查的會計，可以繼續進行查冊。但是記者就不在豁免的名單上。 我認為今次改變公司查冊一事上，遠遠未獲得足夠的社會關注，這固然與近日的政治及新聞自由事件，更具震撼性有關。而且亦涉及一定的技術性，普羅大眾未必掌握，但是新聞界作為查冊最常用家，實在不應輕視今次事件的重要性。 而且今次修訂，大眾忽略了一個重要漏洞：公司董事的身分證號碼雖然不可改變，但姓名可以更改。現行的香港身份...

香港人過了風起雲湧的一個星期，政權可能怕你唔知、驚你唔覺，驚嚇程度是幾何級上升。 由李家超公布要封殺蘋果日報，到星期五正式上任為政務司司長，前後只是個多星期，可見今次真是論功行賞。 今次政務司司長的人選，可以說是非常破格，既不是政務官出身 ，也不是如唐英年般商界出身，是由紀律系統官員擔任，加上鄧炳強出任保安局局長，「警察國家」之說由此而生。 連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也「加持」香港成為Police state這個說法：Why not ？用香港人嘅口吻，即係「點解唔得」！ 這個根本性改變香港官僚制度，對金融中心地位會有什麼影響呢？ 根據維基百科解釋，警察國家與法治國家的不同在於個人自由的界限：警察國家以「人民福祉」為藉口，不惜侵犯個人自由。 維基百科續指出，警察國家的政府，認為自己是無知人民的監護人。為了保護人民，他們有義務糾正人民的錯誤，指導人民應該如何做，以維持正當的社會秩序，即使這些作為，違反了人民的意願。 警察國家最常見諸於南美、中東及亞洲國家。由軍人政府政變奪權，以國家安全為理由(係咪熟口熟面？），將民選領袖拘捕(？？)或逐出境外，再對國家實施軍事管制。近年泰國及緬甸都可見一例。 對國際投資者來說，警察國家最大的影響不是什麼民主選舉或個人自由(根本事不關己)。 他們最擔心的，是政權一旦認定國內金融系統及資本主義制度受到衝擊，他們可能會實施資本管制，之後再將貨幣大幅眨值，甚至容許外債違約。 這在南美及一些東南亞國家，在九七及金融危機的期間，都經常可以看見，資本一旦受到管制就不能夠進出，這才是國際投資者的最大惡夢。 警察國家能否是國際級金融中心？放諸四海，類似個案是新加坡模式，雖然說是權威型的政府管治，不容許集會，也是一黨獨大，不過新加坡有全民選舉，政府及法制也相當透明，更是區內重要的仲裁中心。 陶傑在光明頂中直說，阿爺也心知只用紀律部隊出任主要官員，也可能有不足。面對國際投資者的關注，他揣測李家超、鄧炳強可能會夥拍李小加，出選下一屆政府，屆時既可以解決國家安全問題，同時亦有助舒緩國際投資者信心。 我認識的李小加，他雖然多次說過沒有出任政府官員的想法，但他的確是相當着緊香港的前途，而且亦表明會留在香港發展。如果「阿爺」曉以大義，用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前途作為談判籌碼，李小加亦有可能最終答允，到時也不知是福是禍。 過去一星期另一宗令市民擔心的事件，正是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