擔不起一頭家

其實一直不明白一個行業、點解會有二判、三判、四判......

有評論提出二三判制度可以增加開工量，因為建築工人係以日薪計算，個個打散工，有二三判制度，令他們更容易被招僱，更易開工。

稍懂經濟學的人都知，愈多中介機構，交易成本只會愈高。因此，現實中有三、四判的存在，一定是他們可以為整個交易程序增值，而且成效是遠大於他們的存在成本。

要追溯二三判制度的起源，其實是要追溯至香港的招標制度。

由殖民地政府以來，建築行業投標就是以「價低者得」來取得合約，尤以政府工程為甚，因此建築公司不是要想辦法改善生產程序提高質量，反而是要不斷層層壓價，務求能以最低生產成本取得合約。

大判把專業工種二判，到紮鐵工一般已是三判，而三判再分為工人工資及連工包料，甚至四判，到呢個階段，大判根本都難以保證沒有黑工成分，何況他們本來就是「隻眼開、隻眼閉」，總之成本要平，到一個「唔好彩」出事，一切推給下面判頭就可以。這種制度不講求質素，如果有建築公司想注重員工福利，反而會導致投唔到合約，最終要面臨停閉。

這種「判上判」的傳統，經過多年演變，即使到今天勞工處嚴打黑工的年代，亦唔會因此消失，因為這個中介組織本身，已經蛻變成一個巨大的利益團體。因此，張建宗要處理今次工潮，不是做什麼斡旋，而是應該要求政府內部，率先打破目前「價低者得」的投標制度，才是「功德無量」。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
說回今次工潮，發展了二十多天，我們膽敢預測，最終都是失敗收場。

Public Choice 理論經濟學大師 Mancur Olson，早在三十年的鉅著"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" 中，已經為工會集體談判定下幾個先決條件:

1. 團體有collective interest (很明顯)
2. small group (小眾利益令工會成員以單一利益出發)
3. compulsory membership (免除free rider 獲取利益)

由今次紮鐵工潮行動看來，首兩個條件都符合，但到第三項條件時，就因為無一個工會組織，令collective action難以奏效，亦大大減少了在談判桌上的籌碼，亦先天注定了今次工潮難免失敗收場。

即使我們估計錯誤，商會最終願意讓步，但都不能保證現時的罷工扎鐵工人真的可以收到每日九百五十元。數年前混凝土工人一樣透過工業行動爭取加薪，最終成功爭取工會讓步，但結果係商會指大部分工人都唔係隸屬工會，根本不會以協商的薪酬發工資。